女儿辞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柯斌不时被“活着的意义”所困扰。
2001年春天，与白血病抗争了4年的女儿，在她怀里闭上了眼睛。她的脑子“嗡”地一下子空了。回过神来后，她紧紧抱住女儿，一遍一遍呼唤她的名字，亲吻她的脸颊，但女儿再也未能睁开眼睛。那一年，柯斌51岁，女儿20岁。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郭建光
“星星港”人和孩子们在一起
这位当年插队江西的上海
知青，原本对未来存有许多美好的构想。比如，她希望女儿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以竟她因耽搁而未能实现的理想；比如她希望女儿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但这些理想，都随着女儿的离世而破灭。
女儿离去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柯斌经常几天不梳头不洗脸。她时而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对别人的劝慰置若罔闻；时而又对前来劝慰的人喋喋不休，抓住不放。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忽而雷霆震怒，忽而又放声恸哭。在街坊邻居眼里，原先那个性格开朗、衣着讲究的母亲形象再也看不见了。一些人私下甚至称她“祥林嫂”，远远看见她就躲着走。但柯斌并不在意，她的生活只剩下回忆。她甚至“盼望死神早一些光临”。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笑容才又回到了柯斌的脸上。她重新开始精心地打扮自己，该玩就玩，该唱就唱。
“女儿肯定是希望我快乐的。”柯斌说着，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脆生生地笑了。她的玫瑰红外套、橘红色围巾，以及浅栗色BoBo发型，让她重新焕发了往日的光采。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星星港”。
这些爸爸妈妈的世界只有灰黑白
柯斌这样形容自己那段噩梦般的日子：白天，要么盯着女儿的遗物发呆，要么坐到女儿墓地讲述周围发生的一切；夜晚则躲进黑暗的房间，回忆女儿活着时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柯斌所经历的痛楚，每一个失去爱子的父母都曾经历过。臖臖妈妈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女儿被歹徒勒死在床上后，她从此一蹶不振，卧床不起，不借助药物便无法入眠，身体迅速消瘦。有时，她会魂不守舍地走上街头，在车流人流中寻找女儿，每看到一个像女儿的背影，便会追上去呼唤女儿的名字，有几次，差点被飞驰的汽车撞着。为此，她的丈夫一刻也不敢离开，时刻守在家中。
她避而不见那些探望她的人，更不愿见到有人领着孩子到她家。为了减轻妻子的伤痛，臖臖爸爸低价卖掉了市区的新房，搬到没有熟人的郊区。他们将女儿的遗物存放在别处，断绝了与过去所有的联系。但即便如此，有时一个不经意的信息，仍能勾起这位母亲对女儿不绝的思念。
“有一天，我听到有人叫了声‘妈咪’，和我女儿叫得一模一样。我一听就傻了，想再听一遍，就没答应，可惜再也没有听到。”臖臖妈妈至今说起来还在不住叹息，“我好后悔呀，要是当时答应一下就好了。”
“我现在也好后悔呀１在一旁忙活儿的赵女士听臖臖妈妈说起女儿，放下手中的活儿，接过话茬儿说，“以前我们想着女儿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就想省钱给她将来创造一个好条件，舍不得让她吃让她穿。现在女儿走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真是好后悔呀１
说着，赵女士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臖臖妈妈递给她一张纸巾，轻轻拍着她的肩。
赵女士女儿是2004年因病离世的。“女儿问我，妈妈，我会死吗？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赵女士抽泣着说。
女儿走了，她与先生均辞掉工作，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整日以泪洗面，一句话也不说”。哭累了，就打开电视，也不看，只为听个响。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从来没感觉到饿”。
有一次，赵女士到女儿生前治病的医院买安眠药，看到医生，就想起了女儿，眼泪止也止不祝她上前告诉医生：“我的女儿就是在这个医院死掉的。”医生一时语塞，脱口道：“我老妈也走了，一样的伤心。”她一下失去了控制，拍着桌子大喊：“你再说一遍，我就和你不客气。你老妈七八十岁了，我女儿才23岁，能比吗？”
有关数据表明，仅上海，每天就有16~18个年轻人或幼童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这意味着上海每年便会新增6000多个丧失子女的家庭。如果按此比例推算，全国每年丧失子女的家庭便会数十倍地增加。
在独生子女政策早已成为国策的今天，一旦丧失子女，对一个家庭的灾难不言而喻。
福寿园（上海）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伊华上小学的女儿曾有一次陪着妈妈和这个群体一起活动。她的热情善良赢得了不少家长的喜爱，有人甚至认她为干女儿。于是，每逢节假日，这个孩子便会给这些“干爹干妈”发短信问候。
回到家后，她女儿对她说：“妈妈，这些爸爸妈妈的生活太消极了。”后来她在作文中写道：“这些爸爸妈妈的世界只有灰黑白，但世界是多彩的。祝愿他们早日能从灰暗的世界里走出来。”
终于，上海有了一个“星星港”。
大家恋恋不舍，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星星港’，一个多么温馨的地方！湛蓝的夜空，美丽的星星在璀璨，那是我们的小天使明亮的眼睛在闪烁，那是我们的孩子在跟爸爸妈妈说话；宁静的港湾，我们相依相守仰望星空，泪水和微笑同品，理解和劝慰交织，回忆和思念似阵阵海浪拍打心间……有了这样一个港湾，有了命运与共的兄弟姐妹，波涛汹涌的大海不再使我们绝望，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星星港”网站上这样写道。
为什么叫“星星港”？柯斌解释道：“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会多一颗美丽的星星。孩子是天上的星星，‘星星港’是父母的港湾。”
有一天，仍在痛楚中的柯斌接到上海福寿园工作人员吕女士的电话。电话中，吕女士告诉她，福寿园客户中有一位孩子早逝的母亲王子美，希望陵园邀请几位命运相同的家长走出来，互相认识一下。
这一提议正合柯斌的心意，她立刻答应了。
以前到墓地“探望”女儿时，柯斌也经常能碰见为孩子扫墓的家长。有时他们还会搭个话，互相诉说一下彼此的痛楚。如此一来二去，柯斌认识了其中不少人。因为同样的遭遇，使得他们在一起，彼此更容易得到理解和宽慰。为此，柯斌去女儿墓地比以往更勤了。
另外几户随机选定的家庭也没有拒绝吕女士的电话邀请。2003年7月23日，10个家庭走在了一起。
他们在借用的会场中互相倾诉，直到晚上7时会场关门。接着，他们又把倾诉的场地转移到了一家饭店。饭店打烊后，他们又相互送到车站。
“大家恋恋不舍，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总有说不完的话。”吕女士回忆道。
已是深夜，在车站分手时，大家约定今后每月见一次面。
一个团队就这样诞生了。
以后，有人提议给这个团队起个正式名称。在五六个备选名称中，大家一致选择了“星星港”，并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即2003年7月23日，作为这个团队的创建日期。柯斌被推选为“星星港”的理事。
接下来的每个月，这10个家庭都会选择一天聚在一起。临近新年，他们还约定到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到养老院、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孩子，并与他们一起开展娱乐活动。
有一年新春，他们到福利院开展“抱抱孤儿”的活动，柯斌对孩子们介绍“我是清清妈妈”，一个孩子误以为是“亲亲妈妈”，跑上前亲了柯斌一口，柯斌顿时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幸福和温暖”。她随即抱起孩子亲了一口。孩子笑了。
“看到孩子的笑脸，我很快乐。”柯斌兴奋地说。这虽然会让她想起女儿，让她感到“彻骨的痛”，但也让她对“活着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一次次相聚和倾诉中，这个团体逐渐少了哭声，多了笑声。
福寿园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个团队，从她起步之初便倾全力支持她的成长。2005年,福寿园一次性拨出公益基金100万元和价值100万元的实物，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旗下启动了“星星港”专项基金。
“我们陵园既然给了这些孩子们美丽的归宿，就要用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去温暖这些父母苍凉的心灵。”福寿园副总伊华说。
应“星星港”家长的要求，福寿园还为孩子们建起了纪念馆。纪念馆内一片海蓝色，展示柜里摆满了孩子们的纪念品：舵轮、救生圈、栏杆，蓝色地毯、海鸥和星星……这里像一个宁静的港湾，孩子们时刻准备远航。
在福寿园的支持下，“星星港”的团队日益壮大，到眼下，已有250多个家庭加入了“星星港”。他们的活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
前年中秋节，部分“星星港”成员租了两辆车到浙江“农家乐”团聚过节。出行前大家约定，不对外透露身份，即使对司机也保密。一位司机大概觉察到某种异样，吃饭时，他突然说，听说上海有一个“星星港”，那里的人吃住都在一块，和一家子一样。
听司机这么说，大家忍不住偷偷笑了。有人打趣地回应：“你说得不对，他们不是同吃同住吧？”
“不，就是同吃同祝”司机认真地说。
我们也在找父母，也在找精神依靠
冬日的太阳透过树叶，温暖地撒在上海市闸北区保德路1316弄66号甲这一独栋建筑上，勾勒出一幅南国冬日暖意图。这里就是上海“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所在地。
早晨9时许，身穿红色皮衣的珺珺妈妈赶到这里值班——“星星港”目前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所有来此值班的人都是志愿者——为此，她须在早晨7时前出门。不一会儿，前来陪伴她的赵女士也出现了，手中提着香蕉、橘子、柚子、瓜子等零食。
珺珺妈妈在查看前一天记录时，赵女士则忙着收拾办公室，拖地、擦灰，烧水。一切收拾停当，她们就坐下来聊天，吃零食，时而发出“咯咯”的笑声。
中午时分，赵女士的丈夫带来了水饺和馄饨，有素馅，有肉馅。赵女士到微波炉热了午饭，大家趁热吃了起来，赵女士的丈夫则在一旁微笑着看大家吃。饭毕，臖臖妈妈不住地赞好，并抢着刷饭盒。
“午饭大都是别人送来的。”珺珺妈妈笑着说。
等赵女士丈夫出门，珺珺妈妈手捧话筒，深情地唱起《久别的人》，赵女士则坐在一旁听她唱，时而还点评一两句。说到高兴处，俩人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我已经不会笑了，笑了就觉得对不住女儿。”珺珺妈妈说，“自加入‘星星港’后，我好多了，现在又唱又跳。”
去年初才加入“星星港”的赵女士也表
